第四，进一步增强有些法律责任条款的可执行性问题。加大处罚固然好（当然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设15~30倍的罚款，需要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来审视），是否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处理？

    第五，目前学界与业界关于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的监管问题争议较大，特别是业界认为如果给第三方平台较大的责任的话，可能会抑制互联网技术的创新，导致市场运作扭曲。第三方平台的民事责任基本争议不大，相关的侵权责任法已经有明确规定。而其中的行政责任争议更大，第三方平台如何尽到相关义务，是行政处罚时的关键，需要法律明确规定。

    第六，立法中的一些术语或者用词尚待规范，如“社会共治”、“最严格的监督管理”，写在法律中是否合适。

    胡颖廉：关于第三方交易平台的责任，有必要在保障安全与鼓励创新之间寻求平衡。第三方平台因其广泛知名度吸引消费者点击，入驻商家销售产品，尽管第三方平台不直接经营食品，但从中获益（如佣金），因此需要承担连带责任，这也是保护作为弱势群体的消费者的需要。需要讨论的是，如何界定平台的免责情形，这还需要监管部门出台更加细致的规定，来界定平台义务，当履行了相关义务时，不需要再承担责任。

    王大宏：网上销售商业形态的出现，适应了消费者追求方便廉价和更多选择的需求，是科技突破引发的商业革命，要做到严把产品生产质量关，确保产品的真实性和责任可追溯，严惩违法者，网上销售不仅可以促进消费升级，而且有利于市场监管。

    社会共治需要多方参与

    日报：关于社会共治，到底该如何理解？

    胡颖廉：发达国家在长期的食品安全难题求解过程中，经历了从管理到监管再到治理的转变。所谓管理，主要是政府用行政命令的方式直接干预市场主体微观经济活动，监管则是监管者依据规则对被监管者行为进行引导和限制，双方都要遵守规则。治理更加强调多元主体、平等关系、灵活方式以及综合手段。换言之，每个人既是参与治理的主体，又是接受治理的对象。社会治理不仅是口号，更有实实在在的机制。

    一是消费者参与。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将食品安全科普知识纳入国民教育的范畴，如美国消费者食品安全基本知识知晓率高达80%。加拿大消费者养成了每天关注食品安全信息的习惯，就像该国一些电视广告词所说：“不看食品安全新闻，就是不爱惜生命。”消费者还自发成立互助型维权组织，这类组织通常设有公众利益、追究企业责任等专门的委员会或咨询机构，维护消费者权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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